山东省胶州市铺集镇张家屯村，一家有些破旧的小店里，72岁的姜恩兰嚷嚷着大嗓门招呼着来店的客人。

　　小店不大，七八张桌子的空间。因为年久失修，水泥地面早已坑坑洼洼，墙面也被油烟熏染得看不出最初的白，几扇破损的窗户用尼龙绳勉强系着。柜台里，一组用了40多年的柜子已经磨掉了漆，漏出木头原本的纹理。

　　“都说在外边赚钱容易，可是丈夫得了肾病，切掉了一个肾，我们又回了老家。”姜恩兰个头不高，说起话来却中气十足，一头花白的短发，显得格外干净利索，完全不像做过6个心脏支架的老人。

　　离开家乡多年，土地荒废，两个儿子年幼，丈夫身体又不好，一家四口的生计成了问题。“总得活下去吧？”回忆起恍如隔世的岁月，姜恩兰眼睛望向了窗外。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姜恩兰向乡亲借来了一辆小推车和200元钱，每逢村集，就去供销社进点“稀罕物件儿”推到集上卖。

　　因为热情活络又诚信经营，姜恩兰的生意总是很好。小推车很快变成了小卖铺，一家人总算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这时，村里有人建议姜恩兰开家饭店。“要租房子，装修，买灶台……哪有那么多本钱？”即便这样，穷怕了的姜恩兰夫妇还是决定“想想办法”。

　　一车白酒，在上世纪80年代绝对属于紧俏且值钱的物资。愿意为一户毫无根基的人家担保，姜恩兰对这位乡亲一直感恩于心。

　　靠着卖酒赚来的钱，姜恩兰夫妇的“大众快餐”店慢慢“转”了起来。不到半年，她就将存下的第一笔钱还给了酒厂，还买来了不少东西向担保的乡亲表示感谢。

　　随着市场经济的复苏，连接着诸城、青岛的张家屯村成为货运汽车的必经之地。开在村里唯一主路上的“大众快餐”店，因为量大实惠，成为许多过路司机和村民解决饱腹、招待亲友的首选地，姜恩兰夫妇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上世纪90年代，张家成为当地屈指可数的万元户，张平高成了村里甚至镇上颇有话语权的能人。夫妻俩又买下村里沿街的空地，用18万元盖起了前店后家共三层、有22间房的新宅。

　　姜恩兰叹着气，实体行业投入成本太大，原材料把关、加工工艺、产品销路也考验着毫无经验的夫妻俩。很快，张家开饭店积攒的几十万元，全都打了水漂。

　　短短5年，姜恩兰夫妻俩便从风光无两变成负债累累。强烈的落差使得张平高一蹶不振，加上身体本就不好，2004年5月，张平高患肝癌晚期离世。

　　转行编织袋加工初期，姜恩兰劝过丈夫，继续家里的饭店生意，别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但张平高根本听不进妻子的规劝。

　　只知道丈夫不停地借钱，究竟借了多少，姜恩兰和两个儿子并不清楚。“大概165万元，最多的3万元，最少的几千元，两分的息。”姜恩兰说，这是一笔糊涂账，在与儿子翻看借条时，他们看见里面夹杂着几张并非丈夫笔迹的条子，甚至还有丈夫弥留之际签下的欠款。

　　彼时，姜恩兰的大儿子张永杰已经28岁，小儿子张永安24岁。待他们把父亲的后事办妥，姜恩兰召开了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家庭会议。

　　大儿子张永杰以为，母亲是和他们商议还与不还父亲的遗债，却未曾想到母亲早已打定了主意。“在农村，家家户户沾亲带故，祖祖辈辈知根知底，一个家族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口碑。”

　　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也曾善意地劝说：“这是天文数字啊，怎么还？”“大儿子刚结婚，小儿子还没成家，要是认了这些债，孩子们的下半辈子也搭进去了。”“房子都抵给银行了，你们一家人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

　　“农村人靠着种庄稼攒点钱不容易，我可以带着两个儿子一走了之，那样的话，我们家几辈子都得被人戳脊梁骨，我的良心也过不去。”姜恩兰抹着眼泪，说出的话却无比硬气。

　　那次家庭会议，姜恩兰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只通知了两件事：第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咱得认！第二，这些钱她一个人还，这个家不能都“搭”进去，“如果我死了还没还完，你们接着还。”

　　意料之中却又让姜恩兰欣慰的是，两个儿子不仅同意了她的决定，还提出连同那些糊涂账和利息一并“认下”，“咱们把钱还得干干净净，咱爸在那边也能挺胸抬头做人”。

　　早在张平高患病之前，大儿子张永杰便与妻女来到胶州，在火车站附近租下了一处平房。得知父亲肝癌晚期，张永杰返乡照料3个多月直到父亲离世，他也因此丢掉了工作。父亲走后，张永杰听从姜恩兰的安排，带着弟弟张永安回到胶州的小家。

　　“娘一个人还债太累了，有的债主等不及肯定会去县城找我哥，他女儿还小。我回来跟娘一起赚钱，就能快点还完，我哥就能有个幸福的家。”张永安重复着20多年前说服母亲的话。

　　大儿子张永杰的女儿，也是张家当时唯一的孙女，是姜恩兰的软肋。无奈之下，她同意张永安暂时留下。

　　可是，不忍心小儿子一辈子“窝”在自家小饭馆，没过多久，姜恩兰再次把他“赶”出了家门。母子俩达成的协议是，张永安每月拿出部分工资帮母亲一起还债。

　　自此，50岁的姜恩兰开始了长达20年一人一店的漫长岁月。“吃过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姜恩兰笑着，眉眼间流露出苦涩。

　　过去十几个人忙碌的饭店，如今只有一人，辛劳程度可想而知。凌晨4点起床，买菜、洗菜、切菜、做饭、洗碗、算账、打扫卫生……姜恩兰每天都是脚不沾地地忙到下半夜才能休息。

　　虽然身高只有1.52米，姜恩兰却能轻松扛起几十斤的面粉，一双手因为常年浸泡在冷水中，骨关节早已变形得难以并拢。

　　为了省下钱尽快还债，姜恩兰从不舍得买煤生炉子。北方的冬季，户外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即便是室内，也能积水成冰，白天忙活起来尚且能克服，可是到了夜里，姜恩兰在被窝里“冻得牙齿直打颤”。

　　姜恩兰有咳嗽的旧疾，厉害时总是吃口萝卜“压一压”。因此无论白天夜里，她都随身揣着一块萝卜。有一年冬天格外冷，姜恩兰的咳嗽也越发严重，深夜咳醒的她发现萝卜早已冻成了硬块，咬一口全是冰碴子。

　　为了节省开支，姜恩兰时常去捡些树枝和玉米棒子烧火炒菜，自己也曾吃过商贩扔掉的烂菜叶子。可是要强的她却跟乡亲们说，“这些是拿回去喂鸡的。”

　　“有一次，邻居看到我手里攥着两块鸡蛋大的客人吃剩的馒头，问我为啥不扔掉，我说可以留着当晚饭，这样又能省下5角钱。邻居当时就哭了。”

　　每次债主来要钱，姜恩兰总是掏空柜台，“今天给这家200元，明天给那家500元，200多万元就是这么一点点还上的”。

　　国人向来重视年三十的团圆饭，胶东的习俗之一便是供奉已故的先辈，所以当地的商铺大年三十这天都是早早关门，除了姜恩兰家。

　　没有交通工具，张永杰兄弟俩寒冬腊月都是步行为工厂送饭，一送就是十几年，而往返10里地的利润，只有80元。

　　一年春节，姜恩兰全身上下只剩30元，店里也只有5个小饼。幸亏亲戚送来了一些饭菜，一家老小这才勉强过了个“囫囵年”。

　　因为长时间站立，她的双腿得了严重的静脉曲张。“血管弯弯曲曲的，像虫子一样。白天站久了走多了就疼，夜里半宿半宿抽筋，怎么都扳不回来，疼得我抱着窗框子直哭。”

　　“后背疼了好几年，起先以为是腰背出了问题，疼得厉害就在门框上撞几下，能轻快不少，时间久了就磨平了。”

　　2014年，姜恩兰终于受不住后背的疼痛，喊来了儿子把她送去医院。医生说她的心脏需要搭设6个支架，手术风险很大。

　　当时张家的欠款尚有100多万元。手术前，姜恩兰只交代了一件事：“如果我死了，剩下的钱，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接着还。”张永杰、张永安含泪答应了母亲。

　　幸运的是，手术很顺利。术后苏醒，当姜恩兰看到高低起伏的心电图时，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我还活着，这笔债不能压给儿子。”

　　原来，姜恩兰手术之前，张永安向同族的大爷借来2万元，答应待医保报销后马上还钱。可是因为不清楚报销政策，他只通过医保结算了6000元。不能按时还钱的张永安，哭着来到大爷家道歉：

　　“孩子别哭，我不着急用钱。这6000元你也拿回去，给你妈调理身体。”大爷当年的回答，张永安仍清楚记得。

　　“总共1.5万元，家里留下1000元，剩下的连同医保报销的6000元，一起还给了大爷。”张永安说。

　　提及母亲，张永杰话还未出口，眼泪就夺眶而出，“都怪我没有赚大钱的本事，才让俺娘吃了这么多年苦”。

　　初到胶州，没有一技之长的张永杰只能依靠蹬三轮车拉客糊口，最远的一次骑行60公里只赚了50元。“夏天磨得大腿内侧都破了皮……”妻子高丽萍心疼得直掉眼泪。

　　眼见张永杰日子过得不易，朋友特地送来一块猪肉，“不舍得吃，每天切一小块，家里又没有冰箱，最后猪肉坏了一大半”。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直到张永杰找到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生活才逐渐好转。夫妻俩隔三岔五把赚来的钱送回老家，帮家里还债。

　　被第二次“赶出家门”的张永安，也在县城谋得了一份工厂的工作，每月都把收入的大部分交给母亲还债。

　　虽然有着稳定的工作，又一表人才，但张永安的婚事却成了姜恩兰的心病，“欠了这么多钱，谁家敢把姑娘嫁给我们？”

　　嫁到张家24年，一起还债的岁月就占据了22年，大儿媳高丽萍不是没有委屈。“那些年经常吵架，我也是人，也想给孩子多存点钱……”

　　高丽萍的这点愿望并不过分。可是吵归吵闹归闹，婆婆急需用钱的时候她一次也没拒绝过，始终不离不弃地用心经营着这个家。

　　在张家屯村，提起姜恩兰，人人都竖大拇指。大家都对她坚持20年还债的行为敬佩不已。但姜恩兰却说：“没有乡亲们，这些钱我还不上。”

　　早些年，一位债主到“大众快餐”店里要钱，“当时饭店门口有个邻村卖豆腐的大哥，扔下500元就走，让我拿去应急。”姜恩兰记得很清楚。

　　高金华夫妇俩来自山东诸城，所开的五金店铺与大众快餐相隔一条马路。平日里他们虽然与姜恩兰接触不多，但是经常从她家订些饭菜。

　　十几年前，走投无路的姜恩兰找他们借5万元还债，高金华二话不说借给了她。“她待人好，经常给我家儿子好吃的，乡里乡亲的，钱‘瞎’不了。”

　　“左邻右舍、每家每户都借过不知道多少次……”可是只要姜恩兰张口，总能借来比预期更多的钱，而她也一定按照承诺的时间还钱。

　　为什么明知姜恩兰有债在身，却仍然愿意再借？除了当地朴素善良的民风，更多的是姜恩兰种下的“善因”。

　　早在张家风光的时候，姜恩兰夫妻俩的厚道就声名远播。那是一年夏天，忙碌了一天的姜恩兰和张平高正准备休息，发现床底下藏有一包钱，“五元、十元、五十元，满满一大包足有几千元”。

　　吓坏了的姜恩兰连夜去乡派出所报了警。后来她才得知，这是经常在饭店吃饭的客车司机讨来的货款，因为着急送货就把钱塞到了张家。“他说信得过我们夫妻俩，所以连招呼也没打，想着送完货再回来取钱。”

　　姜恩兰是个热情心善的人，平时喜欢收留一些可怜人免费吃饭。早些年，邻村有个智力低下的小伙子，隔三岔五地来店里讨要一碗烩饼，姜恩兰从不嫌弃，每次都是盛上冒尖的一大碗。

　　后来张家发生变故，小伙子也失去了音讯。直到有一年，张永杰和姜恩兰到村里赶集，远远听见有人在喊“大姨”。

　　转过身，当年那个小伙子哭着向他们跑来，拉住姜恩兰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姨，这些年你去哪了？”

　　还有一位，是村里已故的老人，名叫张平银。因为从小患有脑炎，张平银手脚行动迟缓，一生未婚无子。

　　每隔一段时日，姜恩兰就会帮他清洗衣物，定期给他送去儿子穿旧的衣服。天气暖和的时候，张平银喜欢到“大众快餐”店坐坐，姜恩兰也会给他做一碗满是肉菜的烩饼。

　　那时，姜恩兰一家刚从东北回到家乡，没有庄稼没有收入的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大小子才五六岁，经常饿得到处要吃的。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张平银他娘给了孩子半块干粮。”

　　半块干粮，姜恩兰记了大半辈子。她把这份恩情报答给了张平银，还延伸到许许多多没有收入、身体患病的可怜人。

　　“向善、德行是个闭环，在姜恩兰身上得到最好的印证。”铺集镇党委书记刘大庆这样解读，“福往者福来”，乡亲的善举温暖着姜恩兰，她将善意延续，又再次收获了善。

　　20年的还债岁月，姜恩兰心里永远记得那些施恩于她的贵人。比如餐馆重新开张时，偷偷借给她1000斤粮食的老人；铺集法院帮她主持正义的法官；心脏病手术之前，帮她联系青岛医院的胶州中心医院陌生大夫；还有那些看她艰难，主动提出放弃债务的债主……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客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张家屯村开起了很多条件更好、口味更多元的饭店。相较之下，已经30多年没有翻新的“大众快餐”店显得有些“落伍”，可这里从不缺人气。

　　恰逢张家屯村集，王明亮带着妻女来到姜恩兰的小店，“十几年了，只要来这卖货就到她家吃口饭”。像王明亮这样十几二十年的老顾客，在大众快餐还有很多。

　　“她家量大实惠，不要谎（注：价格不虚的意思）。”“大姨人好，总是多给我们加菜加肉，怕我们吃不饱。”“做的菜好吃，也都知道她的故事，去谁家吃不是吃呢。”

　　从当年推着小车卖货起，姜恩兰就遵循诚信经营、薄利多销的原则。一碗满是里脊肉和蛤蜊的海鲜烩饼利润只有3元，一盘三鲜馅水饺利润3元，一盆丸子汤利润5元，一个馒头利润2角。

　　虽然店内环境不够考究，姜恩兰却在食材上下足了功夫，炒菜用的猪肉必须是后肘，蛤蜊类的小海鲜不能过夜，沾饺子吃的蒜泥得配香油才对味，客人用过的碗筷须得冲洗三遍……

　　店里十几年的老顾客宋时明说，“别的饭铺都是服务员干这些活，我们不讲究这些，冲的是她这个人，热情诚信，做的饭也好吃实惠”。

　　多少年来，姜恩兰从来没有记录客人主食、烟酒的习惯，“结账的时候自己报数，他们报多少，我算多少。”姜恩兰说，“确实顾不上挨桌去记，大家也不会诓我，反正这么些年没‘瞎’过钱”。

　　去年年底，姜恩兰重新更换了饭店的大门和前窗。她说，过去没钱，以后赚的钱都是自己的，她要慢慢地把饭店整修一遍，还要多存点钱。

　　如今，张永杰、张永安已经在胶州扎了根，兄弟俩和妻子都有了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姜恩兰的大孙女就职于青岛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小孙女和孙子正在读书。

　　还有一处，在小店进门最显眼的墙上，挂着一副当地书画名家为她题的字。因为年代久远，字幅有些卷边泛黄，上面写着4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