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年多的历史上，他的声望之高，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一股活的力量，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他，是所有中国人的老师。公元前551年的今天，孔子诞生。今晚，再次品读他说过的话，跟着他，学做人。

　　注释：子贡问孔子：“有什么话是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注释：“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注释：有人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应该是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感激、恩德来回报恩德。”

　　注释：“看见有德行或才干的人就要想着向他学习，看见没有德行的人，自己的内心就要反省是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

　　注释：“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他会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去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会有忧愁，他会用宽容来对待世人；勇敢的人面对强敌不会畏惧，他会义无反顾地去迎接挑战。”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他早年丧父，家境衰落。虽然生活贫苦，但他十五岁即“志于学”。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办学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公元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后他在齐不得志，又回到鲁。在鲁国他的仕途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最终仍难以施展政治抱负，于是他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当时，孔子已五十五岁。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到鲁，当时他已六十八岁。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

　　孔子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时至今日，还能有人热衷儒家思想吗？若说是有，岂非怪事？其实这全系于人对善念是否还肯执着，而对善念一般人是不会有一股狂热的。更重要的，似乎是今日人是否对儒家思想还存有信心。这对现代的中国人特别重要。这个问题是直接指向现代的中国人，而挥之不去，也无从拒绝的。因为现代甚至有些中国人，曾经留学外国，思想已趋成熟，他们对儒家所持的态度与观点，都显得心悦诚服。由此我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其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

　　儒家思想，若看作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以为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仆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

　　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他在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

　　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底。

　　孔子特别重视礼乐，他所致力的是将社会之治安置于道德基础之上，政治上之轨道自然也由此而来。孔子从不满足于由严刑峻法所获致的政治上的秩序。

　　儒家思想，在中国也称之为“孔教”、“儒教”，或是“礼教”。“礼乐”一词在孔门着作里屡见不鲜，似乎包括孔子对社会的整套制度，正如“仁”字似乎包括了孔子对个人行为的教训精髓一样，礼教的整个系统包括一个社会组织计划，其结论是一门庞大的学问，其中有宗教祭祀的典礼规则，宴饮骑射的规则，男女儿童的行为标准，对老年人的照顾等等。

　　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他在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个人若打算“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固执力行。这就是孔子伦理哲学之精义。其结果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不仅以此作为“真人”、“仁人”的定义，并且说他的学说也是以恕道为中心的。

　　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孙、仁爱的弟兄所构成的国家，一定是个井井有条安宁治安的社会。儒家把治国平天下追溯到齐家，由齐家追溯到个人的修身。把世界秩序作为最终目的，把个人修身作为基本的开始。

　　模仿学说，或可称之为楷模的力量，产生了知识阶级与“贤人政治”。知识分子这个上层阶级，同时必须是道德的上层阶级，否则便失去其为上层阶级的资格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含义，是人尽皆知的。由于有士大夫这种上层阶级，君子一词的两种含义便互相混合了，其所形成的意思，颇似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的“哲人帝王”。

　　在孔子去世后数百年，以及再往后的中国历史上，孔子本人的声望之高及其遗教地位之隆，要归之三个因素。

　　第一，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特具吸引力；第二，中国古典学术与历史知识为孔门学人所专有，而当时其他学派对中国古典及历史不屑一顾，同时，中国此等古代学问本身即极为宝贵；第三，孔子本人的人品声望使人倾慕。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伟大师表人物，他们影响之大多半由于其人品可爱，反倒不是由于他们的学问渊深。我们想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意大利圣人圣芳济，他们本人并没有写过什么重要的着作，但是给当代留下那么深厚的印象，其影响乃不可磨灭，竟至历久而弥新。诚然，孔子删《诗经》，着《春秋》，但是孔子谆谆教人的传统，只是由弟子及日后的信徒纪录下来的。

　　孔子的品格的动人处，就在他的和蔼温逊，由他对弟子说话的语气腔调就可清清楚楚看出。《论语》里记载的孔子对弟子的谈话，只可以看做一个风趣的教师与弟子之间的漫谈，其中偶尔点缀着几处隽永的警语。以这样的态度去读《论语》，孔子在最为漫不经心时说出一言半语，那才是妙不可言呢。比如说，我就很喜欢下面这一段：一天，孔子和两三个知己的门人闲谈时，他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话不好意思告诉你们两三个人吗？说实在话，我真是没有什么瞒你们的。我孔丘生性就是这种人。”原文是：

　　但是孔子可不是永远温和高雅，因为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他能歌唱，也能十分谦恭有礼，但是他也能像一个普通真人那样恨人，那样鄙视人。孔子恨之入骨的就是那些善恶不分的好好先生，那些伪善的“乡愿”，他说那是“德之贼”。有一次，一个乡愿式的人物叫孺悲的，要见孔子。《论语》上这样记载：

　　这明明是要孺悲听见孔子在家。这段文字使所有的孔学家茫然不解。因为他们以为孔子是圣人，不是肉体凡胎的人，一向是彬彬如也恭而有礼的。这种正统的见解自然全然剥夺了孔子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