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一些组织希望通过将自己区分为“技术”组织而不是更具政治性的同行来提升他们的工作。

　　尽管人们对国际统计管理的新时代抱有希望，但创建指标的尝试存在严重缺陷，通常反映了欧洲对模范国家的先入之见。

　　在本文中，我介绍了国际劳工组织（ILO）在1919年至1922年间对“主要工业重要性”国家定义的这种冲突的最早例子之一，这将决定其理事机构的组成。

　　它这样做的基础是，工业重要性是通过综合统计数据来确定的，这些统计数据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相对发展的关系。

　　国际组织成为新的论坛，传统上被欧洲国家视为“落后”的非欧洲国家可以通过这些论坛挑战十九世纪强加给它们的不平等。

　　尽管许多非欧洲国家被纳入早期的国际组织，但欧洲国家将继续利用其政治权力，就国际劳工组织而言，利用其相对的经济发展来维持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由于其在大英帝国中的地位，许多概述印度争取管理机构席位的文件都可以在伦敦大英图书馆印度办事处和德里印度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中找到。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几乎没有预先存在的文献。因此，这项研究严重依赖档案文件。这些主要涵盖了印度代表团的观点，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联盟在日内瓦的档案中的文件，以重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国际联盟成立于1919年，不是第一个国际组织，但它从其前身大大扩展了其活动范围。联盟的机构，如劳工和卫生办公室，后来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世界经济统计”开创了全球治理的新时代。

　　这涉及收集、集中和标准化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学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在成员国之间制定更好的比较标准和法规。

　　在联盟成立之前，在主要的政府间大会上也曾有过类似的利用统计数字的尝试。从1853年到1876年，举行了几次国际统计大会，后来于1885年重新启动并规范化为国际统计研究所。

　　在这些大会上举行的讨论旨在推动各州采用更好的数据收集手段和越来越多的统计治理手段，从规范人口普查到收集有关穷人消费习惯的数据。

　　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ITU）和1874年成立的万国邮政联盟（万国邮联）在规范国际通信费用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需要关于电报线路数量和邮政服务使用情况等问题的明确统计数据。

　　阿盟大大扩大了一个国际组织的工作范围，无论是在其任务的深度上，还是在它的成员范围上，都囊括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为了管理如此广泛的职责，阿盟需要一大批国际工作人员在其秘书处工作

　　这一国际官僚机构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数据收集，事实证明，阿拉伯联盟是国际数据收集的重要协调中心。因此，

　　然而，在某些方面，联盟比国际电联和万国邮联等早期国际组织更具公开的政治性。其执行机构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由“五大”主导，这些“五大”将确保他们在国联委员会中的地位：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

　　为了纠正这种政治不平衡，联盟大会每三年投票选举几个轮换理事会成员，所有这些成员都拥有否决权（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不同）。

　　作为国联的一个机构，英国在和平会议劳工委员会的代表希望看到国联理事会的“五大”在国际劳工组织的理事会中永久站稳脚跟。

　　通过打破联盟决定其理事机构的更公开的政治手段，国际劳工组织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母机构区分开来，因为它更具技术性、专家驱动性和客观性。

　　国际劳工组织的常任理事国比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更具活力，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指标取代它，该国在该机构中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

　　这将使任命管理机构的过程非政治化，这将反映各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根据1919年的政治状况使该机构僵化。

　　殖民地印度和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国内自治殖民地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联盟，是围绕成立国际劳工组织的谈判中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自治领和印度加入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在许多成员国看来是反常的违背了国家平等和国家在该组织行动的政治独立性的概念。

　　从1907年海牙会议到巴黎和会，反对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平等在英国的政策中越来越普遍，巴黎和会经常被视为一种帝国选票填充形式。

　　作为《凡尔赛条约》的签署国，自治领和印度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几乎得到了确认。然而，英国自治领和印度在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中获得席位的想法仍然存在强烈的阻力，因为一旦伦敦委员会最终确定其指标，英国肯定会成为一个具有主要工业重要性的国家。

　　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Montagu）是英国内阁成员，他任命了印度驻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组织代表团的成员。

　　代表团因对英属印度的政治忠诚和行政经验而被选中，主要由英国殖民官员、以前在印度政府内有经验的印度行政人员和印度王子组成。

　　确保印度在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中的代表权的努力不是由民选的印度官员进行的，而是由英国官僚领导的印度“忠诚者”的合并。

　　印度代表团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这种脐带关系在印度争取管理机构席位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

　　尽管印度办事处试图减轻印度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的影响，再加上“地方自治”运动的声音呈指数级增长，但印度国内也存在维持较低劳工标准的压力由于印度缺乏工业发展，印度的企业主，无论是英国还是印度，都享有一些相同的劳工标准的选择。

　　因此，印度从1919年到1921年竞选管理机构成员不是由任何民选的印度代表发起的，而是由英国内阁成员任命的英国和印度官员煽动的。

　　因此，印度在管理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申请非常模棱两可。印度殖民经济的性质使其有别于欧洲竞争对手。然而，它对席位的竞标是由英国公务员推动的，以增加其代表性并满足印度在帝国内更大自治权的呼声。

　　巴黎和会上指定定义“主要工业重要性”的委员会面临着在华盛顿劳工大会之前选择新管理机构的压力。

　　这将使理事会能够在华盛顿会议开始时完成，以便国际劳工组织能够迅速开始执行决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会议，制定了以下评估工业重要性的标准：

　　然而，在印度挑战主要工业重要性的定义、欧洲中心主义和国际技术机构的中立性时出现的许多主题仍然是当代国际组织面临的挑战。

　　均GDP相对较低的大型经济体的持续崛起将越来越多地迫使“发达”国家取消差别待遇或以排除大型但相对欠发达经济体的方式重新构建发展中地位。

　　尽管这种反应始于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特别保护主义的政府，但没有迹象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分法及其作为确定国际义务的工具会很快结束。